艾米丽看着他，忽然“呵”了一声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，她低声道：“假如你真的无法接受，就该明白，一直在欺瞒我的人，到底是谁。”
眼见梅尔维尔还要辩解，艾米丽直接抬手做了一个制止的手势：“你一直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我不问，”她注视着梅尔维尔那双总是显得很诚恳的蔚蓝色眼眸：“但不代表我没长眼睛。”
说完，她转身离开，快步走向门口。
地面上已经开始有大颗冰冷的雨滴溅落，砸在石板和树叶上，发出噼啪的轻响。
艾米丽怕凯特已经开车走了，赶着追出去，刚走到门口，却愣住了——
凯特根本没走。
她就站在庭院外的路边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被遗忘在雨中的雕像。夏季饱满而沉重的雨水毫无遮挡地落在她身上，单薄的衣服很快湿透，紧贴在身上，发丝被密集的雨点砸得一次次扬起，又无力地落下。
艾米丽的心猛地揪紧，赶紧从门边的伞桶里抽出一把长柄伞，唰地撑开，小跑着冲到凯特身边，将伞严严实实地遮在她头顶。
原本艾米丽是想解释，想替哥哥道歉，想说点什么来安慰她。但是，当她的目光触及凯特脸上的表情时，所有到了嘴边的话都哽住了。
凯特的神情并非她所预想的愤怒，甚至都不是难堪或委屈。
她只是站在那里，脸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，雨水和泪水混合在一起，顺着她的脸颊无声地往下流淌，那双翠绿的眼睛空洞地望着前方不知名的某处，里面是近乎死寂的麻木。
艾米丽的突然出现让凯特受惊般猛地回过神来，慌乱地抬手胡乱擦着脸，眼神躲闪着，声音嘶哑而急促：“你、你怎么来了……都下雨了，我、我先回去了……”她说着就要转身。
艾米丽看着她这副样子，发现自己此刻不管说什么，安慰、解释、甚至道歉，在这种无声的崩溃面前，都显得无比苍白。她低下头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用力地将伞柄塞进凯特冰凉的手里，语速飞快道：“你拿着伞……路上小心！到家……到家给我发个消息！”
说完，她不等凯特反应，转身冒着变大的雨势，快步跑回了别墅屋檐下。但她没有进去，只是站在门口，隔着越来越密的雨帘，注视着雨中独自撑伞的凯特。
凯特握着那把还带着艾米丽掌心些许温度的伞，愣了几秒，然后像是被无形的指令驱动着，机械地地转身，撑着伞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自己停车的方向走去。
凯特没有上车。
她像是失去了目标，也失去了思考的能力，只是怔愣地、呆滞地走过了自己的车，毫无所觉般地一直走出了社区，来到外面车流稍多的路边。
雨水噼里啪啦地打在伞面上，声音密集而喧闹，却反而衬得她内心的死寂更加深重。
忽然，她毫无预兆地收起了伞。大雨瞬间兜头而下，冰冷刺骨，密集的雨线打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。凯特就这样把收好的伞拿在手里，像是感觉不到冷和湿透的难受，沿着人行道，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。
雨水冰冷地冲刷着她的身体，却洗不净沉淀在灵魂深处的痛苦——
凯特从小生活在一个虽不算富裕但温馨安宁的家庭里。母亲因身体不太好在家做家庭主妇，父亲是一名技术精湛、受人尊敬的高级蓝领工人，一家人平静的生活着，就连战火都没有打乱。
凯特的成绩很好，但父亲的工资除去一家三口的开销和母亲的药费便所剩无几。幸好早已过世的爷爷给她存下了一笔信托基金，规定成年后才能取出，这笔钱就算不能完全覆盖大学的所有费用，也至少能让她不必为最基本的学费发愁。于是凯特更加努力，她并非在学习上很有天赋的人，家境也不允许她额外花钱补课，但胜在日复一日的刻苦和从不分心的专注。
终于，她不负众望的拿到了理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那一天，父亲高兴得把她像孩子一样高高举起来抛，笑声爽朗而自豪。巨大的喜悦和长久的压力解除后，她兴奋地计划着假期打工为自己挣生活费，憧憬着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。然后，她意识到自己几乎没有朋友，连假期想找份兼职，都不知道该向谁打听消息、获取建议。
她不想自己高中的记忆只剩下没完没了的学习，也不想上了大学后在和室友夜谈时，说不出任何学习之外的、有趣或遗憾的青春往事。于是，带着一种补偿和突破自我的心态，她主动参加了那一届的毕业聚会。
聚会上，她格格不入地坐在角落，看着周围喧闹的人群，有人过来搭话，她也只会尴尬地不停举杯。她跟梅尔维尔说自己喝多了，但实际上聚会上的酒精饮料度数很低，根本不足以醉人。
——是聚会混进去了附近的小混混，不敢对人群中心有同伴的姑娘下手，最终盯上了落单的凯特。毫无社会经验的凯特根本没有发现自己的饮料被人偷偷加了料。
于是，一切就这样发生了。
其实，这本身并不算什么毁灭性的打击，以当时的社会风气，一个成年女孩在聚会上与人发生关系，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事，但也绝非罕见。等到她醒来，可能会惊慌失措，会害怕，会气愤，但这毕竟不是她的错。等到事情过去一段时间，也许一个暑假就足够，伤口就会慢慢结痂。她会在大学里遇到新的朋友，见识更广阔的世界，性格也会逐渐变得开朗。也许有一天，在某个深夜的卧谈会或是一次聚会中，她会用轻描淡写的语气，提起这段并不愉快的初次经历，甚至自嘲一番她都不认识对方。玩得开的朋友或许会说她“酷”，或是打趣她第一次没有好好享受真是可惜，而她也会顺势笑笑，就像原本就早已释然。
——只要她之后平安健康，那终究只是一次有些糟糕的经历罢了。时间会冲淡一切，她总能过去的。
然而，命运没有让她过去。
迷|奸她的混混是个哨兵，动作太过激烈以致她黄体破裂。那混混完事后便仓皇逃走，留下卵巢内血管不断出血的凯特，在药力和失血的双重作用下无法醒来，最终被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失血性休克。
险死还生的凯特陷入身体与精神的双重低谷。高昂的的抢救费用榨干了爷爷留下的那笔信托基金，还让本就不够殷实的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债务。唯一的、渺茫的希望是找到那个混混——此时，本身的屈辱都已经不重要了，她只希望对方能拿出钱来，支付这笔费用，让她还能有机会去上她拼尽全力才考上的大学。
然而，打击接踵而至。警察的态度异常敷衍，告知她身体里提取出的生物样本没有匹配到数据库里的有前科人员，然后竟就不打算管了一样。他们的神态和语气，显然是把凯特当成了那种出去约炮、结果翻车了的“不良少女”，甚至直言不讳地“教育”说这是给她“长长记性”。
愤怒的父亲差点和警察发生冲突被拘留。
走投无路，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去打听。
在凯特终于能出院的时候，父亲通过附近其他的小混混，辗转打听到了一个疑似对象。他没有再叫警察，满腔怒火和屈辱的父亲，选择了独自上门。他准备狠狠教训那个混蛋一顿，再逼他拿出赔偿，身为身强力壮的蓝领工人，父亲并不觉得自己制服不了一个半大的小混混，即使对方是个哨兵。
他的判断从常理上来说并没有错——如果不是那个混混在恐惧和压力下失控了的话。
最终混混脑血管爆裂而亡，父亲抢救无效身死。
命运在凯特刚刚成年的那一年，跟她开了一个残忍至极的玩笑。它让她长期的努力终于得偿所愿，又用一连串小概率的、冰冷的意外，将她和整个家庭推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。
父亲没有救回来，反而欠下了更大一笔债务，房子卖掉了，所有能变卖的家当都填了进去，依然是杯水车薪。凯特申请了高额的助学贷款，这并非是她到了这一步还执着于那个大学梦，而是经过计算她发现单凭自己高中毕业的文凭，恐怕打工三十年也还不清这笔巨债。她只能孤注一掷，赌大学毕业后能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。
父亲不在了，但她还有母亲。母亲因为接连的打击身体彻底垮了，但为了女儿，她坚强的活着。凯特也为了母亲，咬牙坚持着。她一边拼命用功读书，一边打着好几份工，在学校里也铤而走险，通过代课、替考、当枪手写论文来赚钱。她们搬到了房租最低、但也最为混乱的七区。过于危险的环境让凯特不敢将身体虚弱的母亲独自留在家中，宁愿自己每天来回奔波。母女俩相依为命的日子虽然艰苦，但黑暗中总还残留着一丝微弱的希望——毕业，找到好工作，还清债务，带着母亲离开这里，过上稍微像样点的生活。
然而，命运到这一步，依然不肯放过她。
银行经过评估后，确认她至少在五年内都没有归还债务的希望，于是果断地将这笔“不良资产”打包卖给了金融公司。金融公司挑挑拣拣一番后，又转手卖给了专门处理烂账的讨债公司。讨债公司用尽电话骚扰、上门恐吓等常规手段后，发现这家人确实榨不出什么油水，最终，干脆将她的债务合同，卖给了七区当地的一个帮派。
这么大一笔债务，帮派甚至都没打算让她去卖身、代孕或者从事其他非法活动来慢慢偿还——他们准备将这一老一少两个“货物”拆成“零件”分散卖掉，能回收多少算多少。
最终救了凯特一命的是她的法学生身份。帮派老大想要一个懂法律、能处理文书和某些灰色地带事务的“自己人”，让死亡的威胁最终停留在了口头上的恐吓上。
但这绝不意味着凯特就能轻松了。为了确保她不敢逃跑、不敢有异心，帮派控制了她病弱的母亲。家附近永远有帮派的人守着，每天晚上凯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时，他们就嬉笑着迎上来。有时候是言语上的侮辱和威胁，有时候则是一顿毫不留情的拳打脚踢，全看他们当天的心情。
到最后，凯特都已经麻木了，她回来时甚至会特意在附近绕一下，挑选一个相对僻静的地方，希望挨打的动静不要被屋内的母亲听到——母亲总是会哭喊着扑出来，用她那虚弱不堪的身体挡在女儿身上，换来更重的推搡和辱骂。
凯特觉得自己这一生也就这样了，就算将来奇迹发生，她还清了那笔债务，她也无法摆脱帮派的控制。没有尊严，没有廉耻，没有是非对错，更没有希望。她以为自己已经看清了、麻木了，但实际上她的性格和行为在长期的高压和绝望下，变得越来越偏激。